第二百四十三章 惩前毖后

法的同志只多不少，甚至很可能已经有人把屠刀准备好了，可出刀容易收刀难，最后死在那些屠刀下的同志，又会有多少是真的该死，有多少是无辜被害？”

    说着说着，伍翔宇的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，对于那些真正的背叛者，其实伍翔宇并不担心，历史必将证明他们是错误的，“未来”的张国彪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活活冻死，如今这人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
    但是，某个别的坏人控制了“正确”的理论和制度后，伪装得比谁都“左”，以革命的名义镇压和迫害真正的革命者，这才是革命最大的危害，也是纵观整个革命史都未能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革命政权经常被“坏人”控制和篡夺，要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，两个月前，在程刚将这个问题提出之后，李润石和伍翔宇都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    简单的杀人肯定是不能解决的，甚至还可能使得局面更加恶化，毙一个张国彪很简单，但毙完之后的扩大化才是最难理清的难题。

    “不至于，不至于…”瞿求柏的脸色变得比伍翔宇还要凝重，本来就布满病态的脸，现在更是沉得快要滴出水了，虽然嘴上说着否定的话，但他却不得不承认，自己之前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想法。

    “翔宇，既然你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自己的想法，现在就不要卖关子了，先跟我说说吧。”瞿求柏用希冀的眼光看着伍翔宇说道。

    “我是这样想的，对于每一个入党的党员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‘永不叛党’，但是如果出现了叛党的情况，我们应该如何处置，却很少有人讨论过这事。

    再进一步讲，哪些情况属于叛党，又分别对应怎样的惩罚，以及那些存在疑点的同志应该如何对待，要如何避免决策者犯下自由心证的错误，我觉得都应该讲清楚才是。

    具体到张国彪身上，他在狱中出卖组织是一个错误，出狱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坦白又是一个错误，这些我们都必须施以惩罚，但如果同时有两个人都承受不住严刑拷打，一个出来后及时向组织汇报，一个选择继续隐瞒，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置他们吗？

    另外，这次如果没有我最后拿出的证据，大家哪怕再相信我，也不会就愤然决定要杀掉张国彪，这种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很好，但据我所知，在组织中因为个别的指责，而直接杀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，这也是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标志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得很有道理。”瞿求柏点点头，但又无奈地感叹了一声，“可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很多同志，还存在着不少缺乏实践经验，又喜欢上纲上线的毛病，这点哪怕在你我身上都有存在。

    再说到张国彪，居所所知，他进入北平大学时的动机与抱负其实与普通人一样，只是按照传统的‘学而优则仕’，为个人混个好前景罢了，与革命、运动之类的全不搭界。

    张国彪后来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，热心参与组建GC党，固然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，追求真理追求进步，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的大气候使然，身不由已被形势推着走，被社会大潮裹携不得已而为之。

    新潮流也是实现个人‘自我’，实现‘人生价值’的难得机遇，这也非常迎合青年人的叛逆特征，张国彪初期的辉煌，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
    所以这样的同志，热血有余，能力也不错，却经不起风雨，我还记得张泰雷同志与我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一天，张国彪和其他同志正在一个地方开会，忽然听到有断断续续的枪声。

    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，正要派人去看看，张国彪说：‘我去，你们等着，我就回来。’说着，他就走出去了，五分钟过去了，一刻钟过去了，还不见他回来，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情况。

    结果一出门，就见一队反动军队，手上端着枪，远远的从街那头跑来。幸而靠房子旁边就是一条狭巷，就赶快从那条狭巷逃走了’。

    张泰雷在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还愤愤不平的补充：‘只差一分钟，我们就完蛋了’。

    像张国彪这样发现危险只顾自己逃命，把同志扔在脑后的情况，如果他是从基层做起的，你觉得他还可能被抬上这么高的位置吗？

    从这点看，我们在培养人才干部的方式上就存在很大的问题，如果这个不解决，哪怕杀再多的所谓叛徒，那也只会是无济于事，甚至南辕北辙！”